第一节 “可道”世界与“常道”世界
一般而言，在任何哲学本体论中，本体世界的存在首先与人的存在相关。从根本上看，所谓本体论问题实质上是解决人自身的存在问题，即人存在的必然、意义和可能，也就是康德（Kant）提出的如下问题：我能知道什么？我应当做什么？我可以期待什么？人是什么？ 而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相关[1]。康德提出的这四个问题无疑涵盖了哲学本体论的多种形态，但每个问题都与人的存在相关，离开了人的存在，康德的追问是没有意义的，所谓本体论也将不复存在。
在中国传统哲学中，人的存在同样是所有本体论追问的前提和基础。孔子曰：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”[2]所谓“人能弘道”的理论意义是，人的主体性存在不仅决定着“道”的存在，而且能够不断地展开、形成和充实着“道”的内容。这当然是在强调发挥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意义，但同时也说明在“道”与“人”的关系中，“人”无疑具有本体论追问的前提和基础的地位。离开了人的主体性存在，“道”不仅不会存在，而且也将失去对任何“道”的探索的意义。荀子具有同样的思路，在解说“道”的内涵时，荀子指出：
道者，非天之道，非地之道，人之所道也，君子之所道也。[3]
荀子是在一种严格的意义上，认为“天”或“地”并不需要“道”（在某种意义上，“天”或“地”也具有“道”，但显然，这种“天之道”或“地之道”并非与人相关，所以完全可以将之视为自在之物），“道”只对于“人”（君子）具有意义和作用。对“人之所道”、“君子之所道”的强调，实质上凸显的是人在本体论追问时的前提和基础地位；同样，离开了人的存在，本体论追问不仅没有意义，而且本体论的形态也将不复存在。